一

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“我大清得天下之正。”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，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、顺理成章的。

虽然我中国从伟大先祖黄帝开始就实行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游戏规则，但据说“枪杆子”的运用方式，也是有高下的。

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“正”。他们说，曹魏、西晋、唐、宋诸朝，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，有偷和骗之赚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。至于汉朝和元朝，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，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。“然而汉之灭秦，元之灭宋，虽然都很‘正’，不过还是有遗憾。”（章学诚《丙辰劄記》）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，元朝强抢，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？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，但也毕竟是元朝的子民，“以纲常伦纪言之，岂能逃篡窃之罪？”（《大义觉迷录》）

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，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“流贼”，而非得之于明朝。他们与明朝本是“邻国”，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，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，替这家主人报了仇，“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，是强盗劫去家财，赶出明之主人者，李自成也。我朝驱逐流寇，应天顺人，而得天下，是乃捕治强盗，明罚敕法之天吏也。”（《大义觉迷录》）“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，毫无鼎革之嫌。”所以说起来，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，而“我大清”则是因为“见义勇为”而顺理成章地得了这么大一片家业，实在是“正”得没法再“正”了。

枪杆子在手，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，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。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。

其实，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。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、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记录。

满洲人入关，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，是看到天下无主，才来“为内地人民服务”。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，经济落后。从明朝初年开始，他们就经常从汉地和朝鲜掠夺人口，充当奴隶。明宣德八年，明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，亲见当时的“女真野人家，多中国人，驱使耕作。”到了明末，女真人更是不事生产，全民皆兵，对外抢劫，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的《建州见闻录》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：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。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，一听说有仗可打，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。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，相互传告说：“抢西边儿去！”

“出征之时，满洲人无不欢跃。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，惟以多得财物为愿。如军士家中有四、五人者，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，专为财物故也。”

在实力壮大到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之前，满族人的最大志向不过是掠夺内地的金帛子女而已。自1629年(明祟祯二年)至1643年(明崇祯十六年)的15年间，满洲皇帝皇太极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抢劫。他们的行动完全是野兽式的屠杀、抢掠和破坏。他们绕过山海关，从北长城的缺口袭入汉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京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数省。每一次都是积尸如山，血流成海。1639年那次，满洲士兵屠城济南，留下了十三万具尸体和被洗劫得空无一物的城池扬长而去。

满洲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“重义轻利”，还不懂得装出一副“吊民伐罪”的大义凛然状。他们丝毫不为自己的物质欲望脸红，不为自己的凶残野蛮可耻。每次回来，都得意洋洋地大肆显摆自己抢来的东西。比如第五次抢劫凯旋后，领兵的阿巴泰等奏报如下：

臣等蒙天眷佑，皇上德威，率大军直抵明境，至兖州府，莫能拒守。将明国鲁王及乐陵、阳信、东原、安邱、滋阳诸王，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数千人，尽皆诛戳。计攻克三府、十八州、六十七县，共八十八城。击败敌兵三十九处。所获财货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；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：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；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疋：缎衣裘衣万有三干八百四十领、貂、狐、豹、虎等皮五百有奇；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；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，驼、马、骡、牛、驴、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……

汉地之人，在他们眼里，则不过是一群类似牛羊的猎物，他们在挥刀砍杀驱逐时，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怜悯。甚至，在他们抢掠回来的报告中，多数时候是把汉人和牲畜混报的，比如天聪七年九月，“往略明山海关贝勒阿巴泰……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四千二百一十有三。”第三次抢掠回来后的报告是：“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干八百二十”，崇德元年九月“往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……奏言…遂直入长城，过保定府至安州，克十二城，凡五十六战皆捷，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干八百二十。”崇德八年七月，征明克捷，“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三百。”以至于后世的史学家为区分开人与牲畜的数字头痛不已。

据历史学家估算，入关之前，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为奴隶，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死在于驱赶入关的路上，其他幸存者则过为满族人为牛作马。


二

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，满洲人更是欠下了内地人民无数血债。

在统一中国后，满族人一再声称自己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纪律严明，是“本朝之来抚中国，……乃是仁义感动中国，筐篚争迎，而心悦诚服。”其实，入关后的战争，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。和元代蒙古族一样，满族把屠城做为一项摧毁抵抗者意志的既定政策，坚定不移地执行。

顺治六年正月，多尔衮从策略考虑，宣传他绝不会听任清兵“无故杀人”。他道貌岸然地说：“君，父也；民，子也。父残其子，情理之所必无。况诛戮所以惩有罪，岂有无故杀人之理？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，今将六年矣，无故而屠戮者为谁？民肯从此回想，疑心必然冰释。”也就是说，清统治者是父亲，内地人民是孩子，父亲是不会无故杀孩子的。那些说清军“洗民”滥杀的传闻都是谣言。

然而仅仅几天之后，他就从北京发出了这样一道命令，“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：姜瓖自造叛逆大罪，摇惑众人，诱陷无辜，尔等被围城中，无所逃避。止因姜瓖一人作恶，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。朕命大军围城，筑墙掘濠，使城内人不能逸出，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，尽行诛戮”。

枪杆子在手的人，说话就是可以这样无所顾忌，收放自如。（顾诚《南明史》）

同年二月，清军一部俘获几十名汉人士兵，没有杀掉。多尔衮认为此事违反了清军的一贯政策，“甚不合理”。“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，俱抚养不杀奏闻。得旨：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，抗者杀之以示惩。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。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，……此事甚不合理。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、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”。古语云：“杀降不祥”，而清军却往往以“恶其反侧”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。


三

清人成功入关之后，满族人“尽族西迁”，争先恐后到内地去直接吸吮汉人的膏脂。史书屡言清人“罄国入关”，据说整个民族的西迁“几经三十五、六日，男女相继，不绝于边”。到了北京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大肆“圈地”。名义上说是把 “无主荒田”，“分给东来诸王、勋臣、兵丁人等”，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，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。史书记载，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，“圈田所到，田主登时逐出，室内所有皆其有也。妻孥丑者携去，欲留者不敢携。其佃户无生者，反依之以耕种焉”（史惇《恸余杂记》）。他们掠夺北京附近汉人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。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，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《遵化州志》；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（《蓟州志》）；东安县更是彻底，“尽行圈丈讫，并无余剩”（《东安县志》）。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：“一自投充与圈占，汉人田地剩无多”（《北游草》），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。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，此时的满族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，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。

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，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。康熙皇帝亲政之后，断然命令永远停止圈地，并且大力推动满族人放弃奴隶制。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，使中国人民不但做稳了奴隶，而且吃饱了饭，安享了百多年的太平。这确实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没能完成的任务。清代统治者因此一再宣称“我朝抚有方夏……深仁厚泽，渐洽区宇，薄海内外，共享升平。”“我朝深仁厚泽，沦浃寰区”。“凡为臣子，食毛践土，浃髓沦肌。”

但是，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。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消灭。一旦想起往事，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。

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。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。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，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。

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。

乾隆三十九年开始，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。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，巨量珍贵图书这些字纸炉中灭飞烟灭，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。

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。那些不法书籍，今日我们看来，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，毫无道理。大部分有点“反清内容”的书，今天读来，也没有多大“毒性”。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。他唯恐这样精神污染物“扩散”，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。他规定，所有有违碍的书籍，为了防止扩散，都要“封固进呈”。也就是说，发现之后，立刻密封，不得使其他人看到，迅速送往北京。

有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，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。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，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，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。他请示皇帝说：“将原书封固，发还书局，俟奉到圣谕，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。”意思是说，等皇帝批复一到，就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，一起观看焚书，可以起到很好的现场警示教育作用。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，朱笔连批带抹，痛骂他“何不解事，糊涂至此！”“所办实属乖谬！”

皇帝为此事专门发了一道上谕，再次强调：

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，百姓心思幼稚粗鲁，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。至于江浙等省，人们一听到有禁书，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，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，甚至私下广为传播。韦谦恒你本身是江南人，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？不知轻重，至于如此，看来你是一个糊涂不晓事的人，难堪大任！

韦氏竟因此区区小事丢了官。

皇帝因此重申：

各省查办违禁之书，屡经传谕,令各督抚检出解京,并经朕亲行检阅,分别查销,。

乾隆朝“消灭记忆”运动，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，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损失。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“将近三千余种，六、七万卷以上，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”。吴晗也说过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矣！”据近代学者推算，全国禁毁图书13600卷。焚书总数达15万册。销毁版片总数170 余种、８万余块。除了焚毁书籍，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。目前明代档案仅3000余件，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，已经被销毁了。

乾隆朝“文治”的本质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。

这里面比较有趣的，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――
　　　　
鸟枪这东西，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。一些地方设立了“民壮”（大约是民兵一类）以协助军队，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，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。但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二月，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（鸟枪）。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，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，故而很快就被剿灭。
　　　　
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，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――将舞刀改用鸟枪，以中靶多寡定成绩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，但乾隆皇帝“深思熟虑”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，不许武科改用鸟枪。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，民间不宜演习多藏。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，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，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，民间私买火药、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，天下也就难管了。于是“高晋所奏，断不可行。”
　　　　
细想起来，乾隆说的的确有理，国家的“稳定”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。但他的这种“深思熟虑”显然是针对了国内，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。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，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：在对方的枪击下，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，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，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（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）外，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。我想，这一点，也许乾隆未曾料到。进而再想，如果乾隆地下有知，也未必后悔，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 0多年。
　　　　
在满清统治者看来，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“鸟枪”的，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，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，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“文字狱”，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、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“杀无赦”。
　　　　
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，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（1653年）就有庄廷龙（加金字旁）一案，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。原因也很明晰：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、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“枪杆子”的对手后，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，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、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“笔杆子”了。
　　　　
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，戴名世《南山集》狱起。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，怎么也不曾想到，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，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，用了南明永历年号，就被检举揭发，为康熙大帝所怒，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；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，被戮了尸，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，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《狱中杂记》的方苞。
　　　　
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。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，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，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，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，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。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，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，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，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。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，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，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《大义觉迷录》被收回了，于是当时“被猫放生的老鼠”又被重新抓了回来，还是照杀不误。
　　　　
根据史料上记载，清朝文字狱众多，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，还有查嗣庭、胡中藻、王锡侯、徐述夔等案，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。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，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。如死人被开馆戮尸，活人被凌迟、斩首、绞死，亲属遭遣戌，妇女被入官等等。这里面，有死不喊冤的，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。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，如出题“惟民所止”被诬为就是“雍正无头”的考官，如随意题诗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的秀才，如自号“古稀老人”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“专用”的官员，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，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，但清政府仍然要“杀无赦”，他们要的就是“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”式的“震慑力”。
　　　　
这种“震慑力”的余威的确巨大，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，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、训诂、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，世人称其为“虫鱼学”，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。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梁谋。”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，但举目之下，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？
　　　　
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，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，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。其实，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“虫鱼学”的时候，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，成了一个不仅才相、才史、才将、才士、才民、才工、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，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。1820年，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，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，接替他的新君文（上为曰）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――道光。就是在这一年，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，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，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，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，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：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――
　　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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